文化研究论文范文精选

一、崇凤文化演变研究

(一)“凤”形象及名称的演变

“凤”形象不是一朝一夕就定型了的，而是经过了相当漫长的演变过程。对于“凤”的形象的演变研究也是学者们感兴趣的地方。徐华铛在其所著的《中国凤凰》一书中对典型的凤形象特点概括为:“锦鸡首，鹦鹉嘴，孔雀脖，鸳鸯身，大鹏翅，仙鹤足，孔雀毛，如意胜冠。”钟金贵《中国崇凤习俗初探》对各个时期的凤形象作了梳理，指出上述形象特点的形成是经过了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并认为:“人们在保留鸡形的主要特征的前提下，按照自己的意愿对鸡的各个部位逐步进行了改造，以突出凤的神性。”文章首先指出史前遗址中出土的陶罐、象牙雕刻、彩陶等等文物上的鸟图案特点已经初步具有了“凤”的一些的形象特征，如弯嘴(鸡喙)、有羽毛、有冠、有尾翎等。到了商周时期，从“凤”形象大量出现的青铜器装饰及甲骨文象形文字中总结这一时期的“凤”形象:尚未定型、多为侧面形象，头部有一束羽毛、尾部伸展夸张，线条刚柔并济，体现出一种庄重、神秘之感。而且青铜器中的一足的“夔凤”形象尤为突出。春秋战国时期，“凤”形象开始有了更加仔细的刻画，在气势和造型上更显奔放流畅、秀丽洒脱，尾翎长度增加。战国时期的青铜器上“凤”的形象也开始与云雾结合在一起，其作为神鸟的神性与代表祥瑞的云彩结合在一起，“凤”作为祥瑞象征的意蕴随着其形象的丰富也渐渐丰富起来。秦汉时期，随着神仙之说的盛行，作为神鸟的“凤”的形象更加普遍地被运用到帛画、壁画、砖刻、瓦当、石雕、漆器绘画上，“凤”形象也融入了许多动物的特征，鸡(雉)的头和冠、鹤一样的足、鳞状的羽。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兴起，“凤”开始受到佛教的影响。“凤”的形象富丽雍容、多姿多彩。凤纹之外的装饰多为佛教中常见的忍冬草、莲花和各种缠枝花纹等。宋元时期，随着绘画艺术的快速发展，“凤”形象较多地出现在绘画作品中，更为细腻写实，凤眼更加细长，显示出今天所谓的“凤眼”的特征。明清时期，“凤”形象较之宋元时期基本形象没有大的变化，在绘画技艺上更为成熟，出现了一整套画凤的口诀:“首如锦鸡，冠似如意，喙似鹦鹉，身似鸳鸯，翅似大鹏，足似仙鹤，羽似孔雀，体呈五色”，“凤有三长:眼长、腿长、尾长。”我们今天出现的凤形象基本沿袭明清时代而没有多大变化。这篇文章对“凤”形象演变的归纳与学术界的主要观点基本一致。庞进在其《中国凤文化》一书中对“凤”形象演变情况的概括也很有意思，即史前的“原凤期”、夏商周的“夔凤期”、春秋战国及秦汉的“美凤期”、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瑞凤期”、宋元明清的“金凤期”、现当代的“新凤期”。还有学者从汉字文化学角度来分析“凤”形象的演变，如黄交军、唐亮合著的《从＜山海经＞到＜说文解字＞———论“凤”在中国先民文化中的形象流变》一文。“凤”的形象经过了漫长时间的演变才以今天的多彩面貌呈现在我们眼前，和“凤”的形象演变一样，“凤”的名称也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我们今天所称的“凤”一般指的就是凤凰，“凤”与“凤凰”在今天看来所指一致，而在神话传说中，“凤”和“凰”其实并不是同一种神鸟，《山海经•大荒西经》有这样的记载:“有五彩鸟三名:一曰皇鸟、一曰鸾鸟，一曰凤鸟。”便是其中的一个例证。学术界对于“凤”名称的演变尚少有人单独去研究，在现在所能看到的一些研究论文和学术著作中，“凤”的名称演变一般多作为“凤”文化整体研究的一个部分而存在，如上文所提到的钟金贵的《中国崇凤习俗初探》一文，在谈到“凤”的形象演变过程的同时也指出了“凤”的名称的演变过程，文章从《山海经》、《尚书》、《尔雅•释鸟》、《左传》等文献资料中的“凤”的不同指称出发，得出“在舜之前原本称为凤鸟，到了有关舜的记载中改称凤皇”，并从出土文物和考古资料分析认为“皇(凰)”和舜的部族有虞氏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位于长江下游的有虞氏(属东夷族)首领祭祀时插戴在头上的带有羽毛的王冠。有虞氏与位于黄河下游的东夷族中以“凤”为神鸟的少皞氏融合而使得“凤凰”连接为一词，在这之后，“凰字”又渐渐失去了自身原有的意思而成为了“凤鸟”的同义别称。王维堤在其所著的《龙凤文化》中也表达了这种认识，同时在书中他还对因原始方言、后代语言发展等原因影响而产生的“凤”的各类别称进行了大致的总结，如“鸑鷟”、“鶤鸡”、“皇鸟”、“鹏”、“朱鸟”、“鹓雏”、“鸾鸟”等等。

(二)崇凤文化内涵及其演变

当历史进入文明社会，先民们原始的信仰和崇拜渐渐褪去了原始的迷狂，开始注入了越来越多的精神文明的因素。我国悠久的凤崇拜历史，使得“凤”的文化内涵尤为丰富。对于“凤”的文化内涵的挖掘始终是学术界研究“凤”文化的归宿，而对“凤”文化内涵的演变情况的梳理对于正确把握“凤”的文化内涵是至关重要的工作。目前“凤”文化相关研究成果中也有许多关于“凤”的文化内涵的文章与著作，学者们绝大多数都认为“凤”的文化内涵的演变是由简单到复杂的不断发展、不断丰富的过程。庞进的《中国凤文化》一书将崇凤文化的精髓和所包孕的民族品格的内涵称为“凤之魂”，“凤凰的身上体现着中华民族求明、献身、负任、敬德、尚和、爱美、重情、惜才的精神品格。”而凤文化的精髓则是“和美”，其本身就是中华文化核心理念之一，足见“凤”文化的重要性。王维堤在《龙凤文化》一书中把“凤”和“龙”放在一起梳理了龙凤文化内涵的演变轨迹，文章认为“凤”的初始意义与“龙”不同，它并不是作为氏族崇拜的图腾，而是与天文历法及农业生产相关，“凤”的产生时代已经是图腾制衰落时期;当巫术取代图腾制之后，“凤”又与巫术发生联系，从而具有了巫术的内涵。王维堤将“龙”的巫术作用归纳为“乘”，“凤”的巫术作用归纳为“至”、“来仪”;商代崇“凤”而使“龙”的神性大大减少。周代崇“龙”抑“凤”，“凤”的神性则大为降低。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龙”、“凤”的神性都受到很大程度的削减。作者认为随着文明社会的发展，人类认识自然的能力提高也是造成“龙”、“凤”走下神坛的原因之一。“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学派，更是不把“龙”、“凤”作为神物，但是民间龙凤崇拜还依然拥有很大市场。与崇尚理性思考的中原地区不同，楚地的巫风盛行、崇尚浪漫的思想，使“凤”崇拜在荆楚地区得到了继续生长的土壤。我们从屈原的楚辞类作品中即可看出端倪。随着战国秦汉之际兴起“瑞应之说”，“凤”和“龙”一起又与“瑞孽之说”联系到了一起，这一学说到董仲舒提倡“天人感应”之说渐成体系。董氏认为帝王有德，能“致黄龙凤凰”，将“龙见”、“凤集”看作是祥瑞的象征，是对帝王的德行的肯定。在春秋战国时期步下神坛的龙、凤，到了汉代之后，“龙”成为了历代帝王的专享，皇帝自称真龙天子，“龙”崇拜成为了愚弄民众的政治神学手段。而“凤”虽然也常常为皇帝所用，但是随着龙凤两性分化的发展，到了宋代，“凤”成为了皇后的代称，与代表“真龙天子”的皇帝相对应。关于这一点，黄能馥《谈龙说凤》一文认为:“凤是后妃政治权势的标记。”《龙凤文化》一书在论及龙凤的形别分化时，提到了“凤”的雌化使得“凤”的文化内涵中具融进了女性象征的意味。对于“凤”的女性象征意义这一点，王珏的《凤的文化内涵》一文有较为详细的研究。龙凤形象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还具有了“人中精英”的涵义。王维堤在书中认为，其渊源或许是与春秋战国时期“龙”、“凤”神性消褪，成为“役于圣人”的“羽虫、鳞虫”，但其始终是与“圣人”发生关系，所以后世自然把“龙”、“凤”也比作是人中的精英。臧振《论凤鸟在周文化中的地位》一文通过“凤”与周文化的关系的研究，提出凤鸟不是王权、君权的象征，而是贤人、君子的象征的观点。“凤”和“龙”一样，与宗教的联系也是非常密切的，“凤”的文化内涵经过神仙家、道教、佛教的影响，其内涵也愈加丰富，尤以佛教对“凤”的影响更大，在佛经故事中经常会见到“凤”的形象，以“凤凰涅槃”最具代表性。以上我们可以看出，王维堤在《龙凤文化》中是把“凤”和“龙”放在一起来考察二者的文化内涵的，更侧重的是“凤”在龙凤这一对立统一体所具有的文化内涵。

相比之下，钟金贵的《中国崇凤习俗初探》则更多地从民俗学的角度来挖掘“凤”的文化内涵，这篇文章从“凤”文化的内涵发展历程出发对“凤”文化的主要内涵进行了归纳:

一、我校藏羌民族文化研究资源现状

1．1缺乏展现丰富成果的平台

我校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开展藏羌民族文化研究具有天然的地缘优势，积淀了丰富的藏羌民族文化研究学术成果。但是这些成果比较分散，没有统一的展示平台和技术标准。一是载体具有多样性，包括实体的和数字格式的，而数字格式又有文本的、图像的、音频的;二是保存地点分散，或是存于商业数据库，或是存于历史档案，或是存于学校主页，或是存于学校各部门和个人。零散的、分乱的成果没有整体的展现，学校科研实力和学术特色无依托的统一平台，就难以产生更强的综合效应和更深的学术影响［4］。

1．2缺乏长期、统一的保存机制

大多数历史的学术成果没有数字化，常因年代久远而难以找到，或因实物的损坏和老化而无法长期保存。而年代较近的成果大都存于个人手中，学校没有统一分类保存［4］。学校对于数字资源和科研成果的保存没有统一的规划。

1．3缺乏获取资源的有效途径

一、《山右石刻丛编》是研究和认识

山西地方文化和民俗文化的重要参考《山右石刻丛编》收录的石刻分布很广泛。1986年刘舒侠先生对其进行了一次技术性整理，编成《<山石通志金石记><山右石刻丛编>石刻分域目录》一书，按照地域分类标准，为地方文化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素材。但从文化整体角度来看，还可以将所录石刻文献按其安放机构分为3大类：第一类是寺观庙宇石刻。石刻多记录其建造由来、过程及名人、乡秀题留诗词。如《普照禅院牒》记：“牒奉敕可赐普照禅院。牒至准敕，故牒。”《凤台县志》：“金礼部二牒：一为巴公普照寺，一为西四义普觉寺，俱大定三年十二月十五日敕，格式与宋牒相似，而官阶稍异。”《龙岩寺记》记载：“方今真主题期，尊崇释道，乃敕天下郡邑无名额寺院宫观，许令请买。”《泽州硖石山福岩禅院记》记青莲寺：“寺有藏经五千卷，以为悟人之阶；有山田二千亩，以给斋粥之费，僧不出户庭，坐以办道，此皆灯灯相续之力也。”这些是金代泽州寺庙碑刻文献，从中可以看出金代官方重佛思想促进了当地佛教的发展，同时佛教在地方传播中与民间信仰相互影响，形成了佛儒思想相融的宗教形态。寺观庙宇碑刻，结合地方志，可以考察不同时期山西省各地寺庙分布的基本情况和差异。从所留碑刻中也可以考见一时一地宗教和地方信仰之间的关联。第二类是村庙乡社碑刻，其中多为造像记。从造像所刻铭文和题记中可以直接了解到这样两个内容：造像题材和民众造像的目的。造像题材揭示了民众信仰的不同；民众造像直接表达了当时人们的宗教信仰与社会生活。造象记是中古时期在特定政治语境下，佛道思想传播的见证。不同地方的造象记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是民间宗教信仰发展的再现。结合佛道两教造像分类、造像原因、造像影响分析，可以考证山西地方文化中，佛教和道教发展的地方色彩、佛教和道教造像在山西的发展情况，是考察山西省域民间信仰的重要材料。第三类是散落在荒山丛林里的石刻。摩崖石刻、墓志等均属于这一类。从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领域来看，墓志具有十分重要的文献价值、地位与意义。《山右石刻丛编》收录了大量墓志，通过对墓志铭与物的演变分析，可以较为全面地梳理墓志所传递出的社会主流思想和文化精神。从墓志人物出发，所述事件入手，可补充和验证正史之史实，可以传达一个地方文化追求和对社会主流思想的认知。如东魏天平元年（534年）的《程哲碑》，据碑文所述，程哲及其家族生活年代为揭胡石勒统治时期，由此可考其胡汉交流的状态。尽管此碑为追记，其言语有不合史实之处，却仍有很大的史学价值。正如胡聘所言：“此碑虽晚出，以考汉曹魏故实，固不能无误，而以证元魏官名、地名则合者颇多，未可谓赝作也”。

二、《山右石刻丛编》是清代金石学发展的重要成果

从中可见清代金石学研究的特点和方法金石学作为文献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代学者朱剑心评估金石学的价值时说：金石学价值，一曰考订，统经史小学而言；一曰文章，重其原始体制；一曰艺术，兼书画雕刻。《山右石刻丛编》收录了14个王朝840余年，720通（含碑阴，碑阳各作一通者）石刻。按朝代统计，北魏2通、东魏11通、西魏1通、北齐12通、北周2通、隋朝13通、唐朝111通、五代15通、宋朝162通、辽代4通、金代108通、元代277通。所收石刻，前有碑刻形制实录，后有碑文内容考证。如卷二收录《曹恪碑》，其前形制说明：“碑已残，高四尽六寸五分，广二尺四寸，二十六行，行五十一字，正书。今在安邑县北石碑庄”，其后有按语分两个层次分析正文。首先校勘正文，补足文献，“今以旧拓本校之，多于萃编所录一百二十余字，又知其名为恪，且正错讹若干字。”考据学在清代从属于经学、史学，金石学借鉴其法，研究方法日趋完善。其二考证史实，取碑文所录与史实相较。所述甚多，选录其一可见其特点。“碑首君讳恪字甚明显，而宣武帝名恪，太守身仕其朝而不嫌同名，皆足异也。若终于西魏，未尝仕周，则碑前称大周故谯郡太守为失辞矣。”采用理校之法，取史实通例考证碑文矛盾之处，史实更为清晰、明确。史学是清代学术的核心，清儒在治学方法上力主实证，而达到实证的一条重要途径是金石资料与史录相较，其结果一方面考据甚严，史实明晰；另一面石刻文字考证也为小学研究提供了可观的宝藏。充分体现了清代金石学的两个特点，一是在研究方法上注重系统性和多样化，二是形成了一个严密而又相互协调的系统。在《山右石刻丛编》前序中，胡聘之道：“故夫集此琳琅，在光参昴。残文未泐，补家传于河东；断褐能抚，续国记于上党。苟无关于辛史，自难录于晋阳。法帖诸班，所由从阙；至于广证，群书博求。往籍固将使法修执秩，备典于六卿；篇补嘉禾，毋忘乎五正。纂李璋之事实，非猎虚华；缉冀部之图经，期康氓物。庶几汉人，可作不兴？”作为一个地方长官，胡聘之更看重石刻“保邦致治”的功用，因此从本纪、宰相世系表、百官志、地理志、礼志、食货志、选举志、兵志、五行志、郡国志、祭祀志和艺文志等角度对碑文进行考证，书目之广，考证功底之深，足以纠石刻之误，证历史之失，最大程度保证了石刻文献的客观性，也在更多角度上为山西地方文化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史料。《山右石刻丛编》所收石刻，许多已遭到人为损坏，或濒临被毁，其物已易，更显其书价值的重大。

作者：王永革荣国庆单位：晋城职业技术学院

1五邑侨乡武术文化的历史背景

1.1清代武举科考人才辈出

详考五邑地方县志，清代五邑地区考中武举人535人，武进士76人。其中，新会邑李惟扬（原籍阳春县）是康熙49年壬辰科武进士，殿试1甲第2名武榜眼；新会邑何逢春是同治2年癸亥恩科武进士，殿试1甲第3名武探花；另外，还有11名广东省乡试魁首武解元。

1.2近代五邑武术拳派分化

近代五邑地区是天地会洪门组织起事的重要地域。清政府内忧外患，朝廷禁武令松解。天地会反清失败后，洪门组织三合会再次分离演变成多个社团及会党，五邑地区民间拳社组织习练的洪门之洪拳也逐步演化出新会七堡李家拳、新会京梅蔡李佛拳、鹤山古劳咏春拳、江门沙富周家拳等武术拳派。另外，在江门市外海乡还秘密传承一支与太极拳同源异流的武当太虚拳。

2五邑侨乡武术文化的历史特征

一、蚕神

蚕神即中国古代司蚕桑的神祇形象。传说中身份尊贵的蚕神有两位，女性蚕神嫘祖为黄帝正妻西陵氏女，《蚕经》载：黄帝元妃西陵氏始蚕”。而另一位男性蚕神即蚕丛氏，是首位蜀王因其常着青衣巡行郊野故名青衣神。正因为蚕神的出现，亲桑并劝课农桑，才使中国的蚕桑文化得以发展传播，辉耀华夏，闻名世界。促进了早期人类社会的发展。无论女性蚕神还是男性蚕神，都是身份尊贵，备受百姓爱戴。民间通常都把他们当做神祇形象加以立祠祭祀。国内关于蚕神的名胜古迹不胜枚举。

二、桑俗文化

(一)圣桑文化世界各地广泛存在树神崇拜，桑树是我国独特的树神崇拜对象之一。在先民心中地位尊崇，备受拥趸，关于桑的神话传说不胜枚举。历史上重大的国家仪典、祭祀祈祷、生命繁衍等都离不开桑林。

1.桑林生臂手关于人类起源历来众说纷纭，盘古说、女娲说、三皇五帝说等。《淮南子•说林篇》：“黄帝生阴阳，上骈生耳目，桑林生臂手，此娲所以七十化也。”有关此句话的释意历史上有不同的观点。其中一种说法，我们华夏儿女，炎黄子孙由黄帝所创造，人类出现后，另外两位神祇形象上骈和桑林赋予人类的四肢五官；另一种说法是人类出现后，人类文明由黄帝所造，例如我们今天依然受用的阴历阳历是在黄帝部落中产生的。不仅如此，在黄帝的朝代，人类驯服了马，黄帝骑在马上飞奔腾跃，气贯长虹，人们通常称呼为上帝，先民有了马的佐助开始早期农牧生活。桑林生臂手据《山海经》记载：远古时代黄帝妻嫘祖教民养蚕，促进了早期手工纺织业的发展。中国之所以被为桑植，皆源于此。无论那种说法，都从不同侧面反应出早期蚕桑农耕文明的萌始状貌。

2.汤祷雨于桑林商汤是历史上声明显赫的贤君圣主，即位伊始，王畿旱灾连年，民不聊生，汤为了避免无辜百姓牺牲，而大义凌然的于桑林以身祷雨。金城所致，金石为开，汤的意志和诚意终于感动上天，大雨倾骤。百姓得以粮谷丰收，安居乐业。《吕氏春秋•顺民》记载：“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吕氏春秋•慎大》云：“武王立成汤之后于宋，以奉桑林。而在《吕氏春秋》高诱注说：“桑林，桑山之林，能兴云作雨也。”《淮南子》高诱注也说：“桑山之林，能兴云作雨，故祷之。”《淮南子•修务训》载“汤旱以自祷于桑山之林”，由此可见桑林在远古时候是作为祈雨的圣地。